樸的沉思

〈淺談太史公之〈伯夷列傳〉〉

一、前言

金、元之際的中國北方，有位經學家郝經，除了主張重視六經以言道外，還論述經與史的關係，提出「六經自有史」之說，開後代「六經皆史」的先河，其於《經史論》中云：

古無經史之分。孔子定六經，而經之名始立，未有史之分也。六經自有史耳……至馬遷父子為《史記》，而經史始分矣。

個人非常認同六經皆史的觀念，但對於經史分家這檔事，倒覺得有些不然。分家，是指形式上的不同，但在其核心意念之處，我認為還是一樣的。甚至，個人以為《史記》是自先秦孔、孟以來，唯一能承接孔子精神的一部著作，自當為經史合流之作，甚至是文史哲不分家之大作！

孔子的核心精神，在於人心的自覺，面對天地宇宙與人間的種種無常、考驗，要能有所堅持，擇善而固執，最終便是要對自己的良心交代的過去（仁的核心意念）。孟子秉持此義，提出士人當有「無恆產而有恆心」的風骨。然而，在漢代獨尊儒術，尊的是儒家為改革而託言聖人言行之五經，不是孔子與孟、荀的儒家精神。

於《論語》與《孟子》所體會之義理，若不由歷史人物之風範，又怎能知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之理？《春秋》所言，即是孔子將其理念見諸於人事之實證。到了漢代，則有太史公一部《史記》，上承孔子之義，下開兩千年以來之典範。讀聖賢書，欲思行合一，欲有所觀、有所本者，《論》、《孟》之後，豈可不深讀《史記》耶？若謂經史合一，亦當若是也。以此觀之，竊謂：古先賢何來經史分家之言耶？

在〈太史公自序〉裡，藉由與壺遂的問答，太史公已經謙虛地表明，其書乃為上承孔子作《春秋》之意，下開後世之垂典，故其曰：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此為太史公作《史記》之自我期許。

二、一部《史記》，真儒家之言

接著，個人想說明的，乃是《史記》一書實是真儒家之言，並非道家之說。不同於當時的大一統學術政策，史公是以儒家為基本，廣納各家學說精華，以成其一家之言，在《史記》裡，他承襲孔子「義命對揚」的命題，並延續了自西周末年以來的核心突破成就：即以人為中心的觀念。

大抵自秦火（始皇禁錮百家並焚書）並獨留卜筮、醫藥之書後，延及西漢初年以降，陰陽五行、讖緯之說已經隨著禁書政策與卜筮之流傳，影響到各層面。以學術而言，最有名者，莫過於董仲舒的「天人感應」。那種將「天」倒退為「神格天」或「意志天」的想法，著實將孔子與孟子、荀子諸位大儒的努力給狠狠地倒打一把。將自然界之災害與個人吉凶禍福變化，歸之於國君或人們的作為，著實是將人的地位給矮化了。

縱然背後有一個體系學說，但總的而言，卻是將人的努力與自決判斷忽略，這並非是好事。做善事得善報，行惡事得惡果，或是「人的做為，會影響到天的賜福」。觀諸於現實，果真如此嗎？在太史公看來，未必如是。無論是「義命對揚」也好，「浩然正氣」、「惻隱之心」也罷，若把歷史放在一旁晾著不看，也不過是在腦袋裡鎮日空轉而已。

在〈伯夷列傳〉裡，太史公提出那最有名的質問：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此中之大哉問，絕非三言兩語就能漂亮解決，必得有實際生活經歷，輔以讀書、思考，才能得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答案。然而，除了思考人的核心定位問題外，這裡也可以引出一個有趣的思考。

三、勇於質疑，破除偶像

伯夷與叔齊，兩個志節高尚的善人，為何會餓死？因為他們反對周武王伐紂，勸諫不被接受。在商朝被周人消滅後，他們義不食周粟，才會以餓死收場。略有國學常識者，都知道周武王在儒家經典中，是聖人及解民倒懸的明君。歷代以來，總是儒生們歌頌景仰的偶像。

然而，在列傳之首，太史公便為我們提供一個突破傳統經典所云之武王形象。是故，這就是獨立思辨，這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思考與質疑。是否，孔子也能理解其中的微妙之處？我不敢說。不過，孔子對伯夷、叔齊，倒是給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的評價。

孔子的仁，是人應有的內涵，這內涵則為求自己良心的安穩，終生都堅守此一必要。就〈伯夷列傳〉而言，太史公藉著伯夷和叔齊，具體展現儒家真精神，敢於質疑，輔以佐證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到了現在，回顧武王伐紂這件事，其實不過就是改朝換代，是一個周邊部落進攻文明中心且取而代之，成為天下共主而已。商紂或有可惡之處，但是否真如此，恐怕也是見仁見智。君不見，前朝史書後代修，善惡圓扁任他說？

然而，伯夷與叔齊提出的質疑，在當時可謂勇敢，其云：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

從中，大概可以反推武王君臣的心意。或許是當日機不可失，不速舉兵進攻，便會錯失良機。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勝敗，往往決定於一瞬間。因此，武王之伐紂，有其實際考量，也怪不得他。欲爭天下大權者，有時是顧不得吃相的（王莽倒是很注重吃相，非得要搞些有的沒的，才肯登上九五之尊）。

諫言不被採納，或許也在意料之中，但身而為人，不能沒有自己的理想與堅持。於是，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實踐了「道不同不相為謀」、「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的生命終極價值。質疑，是質問武王的良心。武王之所以不把兩人捉起來，或許一則以他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再則他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肚量（伯夷、叔齊兩人聲望極高，捉起來判刑反而會減損自身形象，不利於伐商）。

四、叛逆，才是生存之道

因為兩人對生命已有所覺悟，也要對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如此的風骨，讓太史公於傳中援引孔子之語讚嘆他們：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這些話，讓我想起最近去看的蔡國強「泡美術館」中的〈撞牆〉，一大群狼以極其勇猛、雄壯的氣勢，盲從前方的狼群，一群一群地撞上透明的玻璃牆。摔到地上的，還想再回狼群，繼續重複錯誤哪。人云亦云，盲從他人卻無質疑、自覺的勇氣乃至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唉，這個世間，自古以來，有多少人們也是如此呢？

透過伯夷與叔齊，太史公要告訴我們的，是要「做自己」、「獨立思辨」、「不盲從」，還有「敢於面對抗衡權威」，而他確實也以自己的生命這麼做了，為了李陵發聲辯護，為了自己與後世而留下一部《史記》。

最後，我以蔡國強和蔡康永對談時說過的一句話作結：「叛逆，才是生存之道！」兩千年前，太史公已經證明給我們看了。接下來，是不是該換我們上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