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文所談的主題,我心中還有一些感想可以加入,可能會在新的文章中再加以論述,請指教。 這是《為愛朗讀》的部落格,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http://thereader.pixnet.net/blog

 

 

最近奧斯卡得獎電影《為愛朗讀》掀起戰犯爭議,《中國時報》專欄作家林博文先生撰文論述,文中引用「邪惡的庸常化」一詞。我讀過後,突然聯想到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及《約束的場所》中也提出相同的見解,且可與顎蘭的觀點相呼應、補充,故寫下此文來稍微論述,並希望從中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啟發。

 

「邪惡的庸常化」乃是政治哲學家顎蘭Hannah Arendt於上世紀六〇年代提出,起因於她在耶路撒冷旁聽、觀察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而來。看著艾希曼在法庭上既不認罪亦不懺悔,他說他只是一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當然也包括將一批一批猶太人送進毒氣室或瓦斯間毒死的任務。以下是報紙原文(詳見《中國時報》2009/2/25之時論廣場):

 

顎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顎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

 

顎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顎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

 

日本當代小說家村上春樹,曾在一九九五年「東京沙林毒氣事件」後發表兩部報導文學著作,分別是《地下鐵事件》及《約束的場所》。在兩本著作中,作者村上或是訪談對象們說出的感言,其背後精神主旨可說與顎蘭之見解相呼應。村上想要表達者,或許是在媒體輕率定義「正義」與「邪惡」、「正常」與「不正常」、「健康」與「不健康」之際,對於那「邪惡之中心」與「參與其中的人們」,我們真的可以輕率地安上這些罪名嗎?這是不是與顎蘭的見解相同呢?

 

茲將村上春樹所云,摘錄於下:

 

我開始知道有奧姆真理教這個教團的存在,就是這一次,但我看見那樣的選舉活動光景時,眼光卻不自覺地轉開了。因為那是我所最不想看的東西之一。周圍的路人也露出和我一樣的表情,似乎裝作完全沒看到信徒們的姿態般走過。我當時首先感覺到的,既是難以名狀的嫌惡感,也是超乎理解的懼怕。......有一種假設。也就是說,或許因為所謂奧姆真理教那種「事物」,其實對我來說並不完全是別人的事。那種「事物」是否採取了我們預料未及的樣式,將我們本身扭曲的形象穿在身上,而把銳利的可能性刀刃直抵我們的喉頭呢?

 

從心理學上來說,當我們對什麼從頭開始就有生理上的排斥感,懷著強烈的嫌惡感時,其實不少的情況是因為那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形象的負面投影。......「這邊」=一般市民的理論和體系,和「那邊」=奧姆真理教的論理和體系,或許共有著一種雙面對照的鏡射式影像

 

當然一面鏡子中的像,比另一面鏡子中的暗,而且非常扭曲。凹凸交相替換、正負交相替換、光影交相替換。但那黑暗和扭曲一旦去除的話,映出在那裡的兩個像確有不可思議相像的地方,甚至有幾個部分看來似乎是在互相呼應。這在某種意義上,難道不就是我們避免正視、刻意或潛意識中繼續從所謂現實這個層面排除著的,自己本身內在的影子部分(Underground)嗎?(見該書五五九頁至五六一頁)

 

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裡指出奧姆真理教的沙林事件,其背後的邪惡不也是如此嗎?邪惡的權利中心(希特勒、麻原彰晃)將自身的缺陷(村上所指之「決定性損壞了的自我平衡」),封閉在一個以宗教或政治主張為名的限定體系中,並將之推銷、擴展,吸引很多不適應高度管理社會或對現實失望的人們參與。那些參加的人們,透過將自己託付給握有權力者(如希特勒、麻原彰晃)後,就不需要再獨自思考、自我控制了。

 

邪惡的誕生與茁壯,一是如顎蘭所指「『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亦即是當權者所造成。二是造就「真正的邪惡」之制度、文化和政治環境背後的冷漠、懶惰大眾。再怎麼邪惡的當權者,若沒有大眾及整個環境、文化及制度的配合,如何能成氣候?《星際大戰》的西斯皇帝白卜廷如此,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如此,日本軍閥的侵略如此,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東京地鐵毒氣事件的奧姆教亦如是,一切災難背後,若非群體大眾的冷漠、消極或狂熱配合,又怎能讓那些邪惡大師登上檯面呼風喚雨呢(由此看來,《機動警察電影版二》裡拓植之種種所為,不過是小小的玩笑與警告罷了)?

 

面對災難事件(邪惡第三帝國興起、奧姆毒氣事件),從微微欲發到業已成災之過程中,包含我們自己在內的其他人,是不是都將那災難當成是別人的事?除非,那災難碰巧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當我們不願面對那些事件之際,是否在那黑暗、災難之中,有我們自己個性、心思的部分映照在其中?反正,只要我不看、不去惹上就好了。

 

若如此,則與《機動警察電影版二》要彰顯的主題之一,也有相近之處。還記得片中的三種動物嗎?就是白鳥、狗、魚三種動物。白鳥在日本民間似是象徵死亡,或許可以視為黑暗帶來的災難,也就是如希特勒、麻原彰晃、日本軍閥、文化大革命之流的「黑暗原力」帶來的死亡與災禍;狗,則是有先知先覺本能並善於發出警告的象徵,可視為少數清醒的人們或知識份子;魚,如其片中形象,被關在水族箱裡,透過大片透明玻璃(可將水族箱玻璃視為「體系」,即我們所處的「高度同質及管理社會」)看著外界,無論發生何事卻總是不聞不問。

 

審判納粹戰犯與奧姆毒氣事件上,確實某些地方很相近,因為社會大眾在面對那些來自黑暗面的災難時,總是用「這邊」(體系規範之常規)來做簡單的批判,或是以消極地不管他、能忍自安式的「不希罕」心態隨意處理便告了事。那些加入「那邊」的人們,實因無法適應當下體系,不斷遭遇挫折,故他們厭倦、放棄以自身力量去找出自己的目標並加以完成之權利,還將那權利與自身託付給那些邪惡的掌權者。

 

其實,他們不壞,只是一群不被體系接受的人們,加入「那邊」不過是為了找到一個可以讓自己心靈安定的處所罷了。當邪惡災難襲來後,人們為了容易區分正邪、黑白、善惡,將之貼上與邪惡掌權者同流合污標籤,方便審判其罪狀而已,如此作法是否有些不負責任呢?

 

在《約束的場所》中,村上訪問的一位奧姆信徒波村秋生,他在回答村上提問「對地下鐵沙林事件本身有什麼感想」時,便以為「該事件本身」是不對的、不可原諒的,但必須將麻原彰晃及其他信徒分開來看。波村便說:

 

因為末端信徒並不是每個人都是犯人。下面的信徒有很多真的心很單純。......終究他們只是無法接受世間的體制,不能適應,或被彈出來的人,這些人才會進到奧姆裡面去。(見該書六十頁)

 

對於那些捨棄自我,或是毫無思辨權利的人們,雖然他們加入邪惡的「那邊」,但他們真的是壞人嗎?個人以為他們不過是將自我託付給希特勒與麻原彰晃這類「完全失去平衡而有缺陷的」邪惡中心,進而跟隨他們的意志來過生活。是故,不管是納粹惡行、奧姆沙林毒氣等各種犯罪,真正該負責的人,除了始作俑者外,所有社會大眾不也該檢討自己,在內心不為人知的深處,我們是不是跟他們相差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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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毘沙門天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