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的沉思

學歷光環不再，其實對社會的長期進化而言，實是好事。讀書、學習知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為生活收入而學習實用知識，屬於技職教育；一種則是對學術研究有興趣，屬於理論建構歸納的學術領域。然而，在這兩個分類之中，還有一種超越一切領域的存在，即是生活與人格智慧的追求與修煉。

早在儒家尚未被定型之前，孔、孟、荀等大師，無不希望人人皆能尋得自己生命的智慧及意義並親身實踐。儒家如此，道家亦復如是，老子與莊子都是生活的大師，在他們的觀念中，每個人的生命是充滿踏實而自在的美感的。

於此，再次引用劉久清教授對知識習得之見解，並用來觀照先秦以來中國學術之演變，尤其是在漢武帝高舉「獨尊儒術」大旗並以通達儒家經典作為任官標準之後，兩千年來學術思想的演變，無不在政治化了的儒家大旗下進行演變。

在《史記》許多篇章中，太史公已經為我們詳實記錄下來。在〈儒林列傳〉裡，談到武帝獨尊儒術，太史公劈頭便說：「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何以其感慨如此之大？太史公又說孔子作《春秋》是「其辭微而旨博，後世學者多錄（繆）焉」，此語可謂精闢。不獨儒家經典如此，道家、佛家經典亦如是。

儒家與道家對個人的自我覺醒與修為，是更加地重視。先有不汲汲於功名利祿的心，再來談學習知識。孔子以為君子為學當「志於道、喻於義」，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孟子也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莊子的「不上賢、不使能」，都是不為功名利祿而求知的呼聲。

令人遺憾的是，武帝推廣獨尊的儒術，並不是先秦以來的原始孔孟儒家，而是一種為了政治服務而被改造過的儒術，甚且以此大旗來禁制先秦以來的學術自由風氣，走回秦朝的老路，只是用的比秦朝高明些。以任官仕宦為誘，讓知識份子讀書求知乃是為任官仕宦，不僅箝制思想學術發展，也造成華人長期以來對技職教育的輕忽，更混淆讀書求知最初之本心與用意。

正因為聖人之學多辭微旨博，若非用心長期沈潛，輔以生活中的實際體驗，才能有所體會、感觸。這種長期累積之事，又豈是武帝下一道召書，滿朝文武從旁附和，就可以天下皆好學？觀於武帝之召書，其云：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

如是之構想，看似良好，但對武帝當日「廣厲學官之路」作法，不獨太史公提出質疑，清朝學者方望溪也指出：

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凌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尊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頌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為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

方望溪又云：

以定《禮》為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為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藝，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

武帝當日作法之爭議，在於他將讀書求知識與為謀生活而學習知識的分野破壞。諸子百家之學，或有針對時政世局而興者，如法家、兵家即是。然而，儒家、道家並不全然是為了因應改變時局而發，綜觀兩家之學，其中對個人與群體生活之應對進退，尤其是尋求生活的智慧與生命意義的體認，更大於政治上的加冠晉祿。

讀書求知，在滿足生活需求與建構純粹理論之前，還有一橫跨各領域的存在，即是個人最初的本心，亦是生存的氣節，不為惡劣環境所困，不為功名利祿所誘惑，更不為政治威權所撼動。景帝時的儒者轅固生，不因為在竇太后前而有所避諱，直言《老子》為「家人言」，此中或有高下貶抑之意，但轅固生敢於直言，更對公孫弘提點「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在在都是讀書求知所要培養的浩然正氣。

遺憾的是，這樣的正氣在武帝獨尊儒術後，開始逐漸變質，學者只是馳騁精力於其「技術面」，以儒術仕宦者，如〈儒林列傳〉的褚大、呂步舒以《春秋》決斷淮南王獄案，與其師董仲舒之教誨相差何其遠也；酷吏張湯也是一個濫用經典的個案，〈酷吏列傳〉云「是時，上方嚮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亭尉史、亭疑法」，那根本只是以儒術作幌子，將聖人經典作為遂行君王或個人私慾利益的工具罷了。讀書求知，彷彿成了只是嫻熟字面章句，用以輔助判決獄事或成平步青雲之工具，逐漸邁向形骸化之路，故讀到呂步舒不知其師之書，順主之意而大加詆毀之，使得仲舒竟因此下獄論罪時，也只能搖頭嘆息了。

是故，武帝的獨尊儒術，表面上看來是千古偉業，實際上是壞了千百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胃口，把讀書求知弄成任官仕宦、成為帝王寵臣的「技職教育」。科考的出現，只是更加穩固此一社會風氣。縱然歷代以來，仍有名臣氣節之士，但究竟是祿祿者居多，無助於讀書求知本意之澄清，觀諸於《儒林外史》，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此風之餘孽，經歷千餘年之演變，綿延至今的大學考試。若不是這次的金融風暴，造成全球社會全面性的不景氣，恐怕很少有人會認真思考讀書求知之目的為何。

藉此機會，不僅可以好好發展技職教育，讓想求謀生安定者有所發揮外，社會上下更要思考讀書求知的本意何在，培養人心中道德操守、生活美學、生活智慧乃至幫助個人找到生命的方向與意義，那是超越一切領域的根本。本若未立，末乃敗焉，豈非如是乎？

見《方望溪全集‧卷二‧書儒林傳後》，（清）方苞撰，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65年3月臺景印初版，頁26。

見《方望溪全集‧卷二‧書儒林傳後》，（清）方苞撰，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65年3月臺景印初版，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