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的沉思

〈讀《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有感〉

一、劉敬之通變

太史公於《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如是云：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

此段文字，彰顯出劉敬之為人，衣褐衣見，示己不誇，不卑不亢，不諂不諛。以高祖個性而言，如此坦然，亦是通變。一生中，其重要事蹟者三。曰：議都關中、諫伐匈奴、與匈奴和親。

在議都關中之事，劉敬分析者，也引發筆者從另一角度思考。其云：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 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 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

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 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說了那麼一大段，只說一句得天下之法不同。周朝八百年，享國之久，誠然久矣，然亦是其祖上十餘代積德行善，才有的果。傳說，文王背著姜太公呂尚走了八百多步，才有周朝八百多年的國祚，即是一個顯例。漢朝之興，是靠著政治謀略與軍事武力，短短數年間攻城掠地而來。今日你劉季（高祖）可稱帝，那他日我某氏不亦可乎？是故，劉敬才會有都關中之建議。

其實，這裡已有個有趣的思考點，積德行善是個人內在修為，由己及人，圈圈擴大，此亦是儒家思想所強調者。然其成效，需長時間甚至百年後，方可顯現，故秦孝公與商鞅對話時，便已表現不耐煩的態度。事實上，周朝的禮樂，確是奠下深遠的影響，也成了儒家追求的理想國。

只是，治國者，德行修為是本，形勢武力是輔，德武兼備，才有長治久安的可能。純任德行，誠意、鄭心、修身、齊家足矣，於治國、平天下則需形勢輔之。不然，則如東周五百年，先為卿士、五霸所制，後為列國所輕。不過，德之遺澤，亦有九鼎不可輕移之正氣，不可輕怠鄙棄之。

通達權變在此，亦有共通人性準則作依循。劉敬出使匈奴，時兩造將戰，卻只見匈奴示弱，不合人性常情，知其中有詐，故諫阻之。高祖被困平城，乃誤判情報之結果。因十數輩約匈奴可伐者，乃順高祖之意，欲於此中得利也。

其後，時漢朝北方苦於匈奴之侵奪，其和親之議，亦訴諸人性共通之理。其傳云：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儘管後來因呂后之言，改以家人子代之，但這不正是權變通達之義嗎？說這是戰國權謀之計，未免太過。儒家思想之靈活，已展現於此中，讀者尚須留心深思。

二、時變之叔孫與希世之公孫

談及叔孫通，不禁讓我想到平津侯公孫弘。這兩人皆是儒者，前者為時變之能者，以制訂朝儀得為太常；後者則恢奇多聞，以《春秋雜說》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儒家之於此二人，其中落差，或說互異，頗值得玩味。

時變二字，乃與時俱變之意，此正叔孫通一生之字眼。因其知時變，先脫虎口於秦二世。接著，再得漢王之喜於後，以其能去儒服，改易服短衣楚製；楚漢相爭方酣之際，是進群盜壯士予漢王，而非儒生。

漢五年，時高帝因群臣於殿上之無禮，已感厭煩，欲制訂朝儀約束之，又恐過難而己身無法行之。此時，叔孫通見機不可失，進言：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

一句「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不僅正中高祖下懷，亦點出與時俱進的精神與靈活。當時，叔孫通請人回魯國請數十位儒生，一同參與制訂朝儀的工作。其中，獨有二人不願隨行，但彼二者豈真不知時變乎？他們如是說：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

「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一句，也道出儒家之學乃百年樹人之學。兩位老先生瞧不起叔孫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或以此而不願隨行。此中自有觀點不同處，卻無誰是誰非的問題。換個角度想，時值戰亂之後，民力疲乏，傷者未癒，根本未復，何來禮、樂之興？

然漢高祖所欲者，則為管理眾人之事。欲理眾人，無禮樂之佐，又豈能順之？叔孫通跟者高祖打天下，豈不知民間之疲敝？然中央朝廷進退有儀節，政府運作方能順暢，故高祖儀節之需，正儒者大展長才，與帝王守成之好時機。

長遠而言，漢家之尊儒，影響既深且遠。叔孫通為漢家定朝儀，在儒家發展史上，肯定是重要的一筆。云此為儒者有用於當世，豈有不可之理？至若其「面諛」，觀其力諫高祖毋易太子之語在前，又更欲伏誅以死諫於後，安定漢朝政權之交替，又豈是兩位儒者「面諛」之語一語可輕易帶過、污衊呢？

太史公藉其學生之語，評叔孫通「知當世之要務」，誠然有味矣！

三、公孫弘之希世從諛

公孫弘，齊人也，年四十餘習《春秋雜說》。四十歲前，多半處於不得志中，曾牧豬於齊之海濱。在〈儒林列傳〉，漢初大儒轅固生送了如是一句話與公孫弘，其云：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此語不見本傳，卻見於〈儒林〉傳中，一有提點該傳要旨之用，二則點出公孫弘之為人，誠然可謂此中有深意。回到公孫弘本傳，又說他「養後母孝謹」。觀者可由「養」字見其端倪，於《論語‧為政》中，孔子曾說：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李炳楠居士於《論語講要》中，亦云：

專說能養，則人獸沒有分別。不敬何以別乎？敬與不敬，是人獸之別。[1]

再者，以人性而言，前母之子與後母能如是相安以對，誠然少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其與後母相處關係之惡，絕非歷史之僅見，特其中一例耳。是故，此語已埋下後段伏筆，正與「面諛阿世」相呼應。

再細看公孫弘所學之《春秋雜說》，是齊地的法家之學，而非儒家之學。如同春秋時，管仲佐桓公用的也是法家治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雖有可采，然其源出亦當注意）。齊人之性，尚智而多詐偽，與公孫弘之行事相看，又一妙趣。由此以看其出使匈奴及西南夷，先後還報不合武帝之意，非弘無能，而是其巧妙觀察、與勢權變作風之展現。此既非愛民，更非護國諫君，一切都是隨勢而為、順君所好而已。

弘本傳云其「不肯面折廷爭」、「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又能「緣飾以儒術」，頗得武帝之信賴。此中乃此特質暗合漢武之心，只是不明言罷了。弘之專奉朔方以對匈奴，從不同角度看，說有節省國力之功，實則耗費亦鉅、死人無數。簡而言之，還是一句「讓步阿之」了。

〈儒林傳〉裡，董仲舒以為公孫弘「從諛」，與汲黯對其之批評合看，其權變從上之心情明白可知。武帝尊儒，影響深遠，但儒術雖興，其真精神卻隱而不彰，卻造就出一批從諛之儒，這又豈是孔、孟所樂見？叔孫通之時變與公孫弘之阿世從諛併觀，高下立判，經常權變之妙自見。

四、結語

由此延伸看〈儒林列傳〉與〈仲尼弟子列傳〉合看，甚至將《論語》與《史記》合看，感慨更多。近讀李炳南居士《論語講要》，〈學而〉有云：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李炳南居士云：

學在自己，用由天命，學成而人不知，不得其用，天命也，君子何慍之有？[2]

又云：

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後世為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固無論矣；即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髮受書，即便以利祿誘之，不期其為大聖大賢，而但願享其高官厚祿。這個念頭橫於胸中，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於外，可以悅人而已。[3]

將此段文字與太史公《史記‧儒林列傳》首掩卷而嘆之語合看，正知該傳乃明儒學精神之湮滅與其點綴之用。以公孫弘為首，下領一批「附會經義，引之以決大獄、斷生死」的技術官僚，彼等之所為，上迎國君之好，下求己身之晉祿顯貴，可謂棄天爵，貪人爵而已。彼等何以如是乎，從利祿起見之故耳。至是方明漢家之治，雜霸兼用，又可知千百年來，士人通達者少，不得志者多。即便不得志，依舊執守正道，風骨不變。

得志於世如劉敬、叔孫通者，見用於當世時，亦不忘初志，不諛不諂。必要時，甘冒下獄殺身之險，力抗君上不義之命。不得志者，如說出那句「為治者不在多言」的申培公，「務正學以言」的轅固生，「三年不窺園」的董仲舒，乃至橫遭李陵之禍的太史公，縱不見用於當世，退而著書述志，澤流百世而不綴，修其天爵以通人天，何慍之有哉！何慍之有哉！

[1] 見該書57頁，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2011年。

[2] 見《論語講要》，頁3，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2011年。

[3] 見《論語講要》，頁15～16，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