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的沉思

這是好一陣子前，一位朋友寄給我的文章，是《天下》雜誌對許倬雲先生的訪談精華。每次看完，心中都會有很深的感受，故將這篇文章放上來與大家分享。當然，如有版權方面問題，請告知我，會盡快移除此文，謝謝。

嫻熟中西近代史的許倬雲，不論對政治或經濟發展，都像他對史學一樣，有個人獨特的見解。儘管高齡七十八歲，兩年一度的中研院院士會議上，卻總能看見他的身影。許倬雲始終認為知識份子必須有擔當、事事關心，讀書不為榮華富貴，而是「替大家讀書」。

今天全球劇變奔騰而至，民主制度走得搖搖擺擺、經濟危機又急又猛、全球暖化與糧食危機交纏，《天下》雜誌特別邀請許倬雲，從中西歷史的縱深，分析當前世界政經大勢，以及台灣面臨群龍無首處境，該如何以人為起點，找到自己的出路。

以下為談話整理：

我們正處在歷史大變革前夕，政治動盪不斷，經濟由盛轉衰，環境漸趨破壞，這三者令我們束手無策，顯示近代文化（我用近代，而非現代）已走至尾聲，現在我們所見的各種衰退現象，都與此有關。

「近代」代表近三百年來的歷史，起源於歐洲對幾個制度的反動：貴族政治、基督宗教一神信仰，加上教皇獨佔上帝詮釋權，這三件事情匯集而引發了反動。各地貴族統治下的平民，希望回復自己的民族主權；教會內外不滿的人們，想找新的出路，發動宗教革命與民主革命。

顛覆舊歐洲

反動的結果產生了文藝復興，重新發現古典時代「人」的價值。譬如，田園生活、一般人民成為繪畫的主題，不再只是描繪神話故事。文學上，方言、故事與傳說被重新發掘。當時幾個東方文明與帝國因僵化而走向衰微，歐洲則興起了一批民間商人，靠著擄自新大陸的白銀，累積了發財的「第一桶金」，以製造和商業為基礎，開啟了新的經濟型態。城市出現後，作坊主人與商人聯合組成不受國家控制的新經濟體，逐漸脫離教皇控制，由此打開了權力的裂縫。從這條裂縫，也鑽出了民族國家、民主制度下的重商主義，逐漸演變成為日後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四股勢力匯集起來，顛覆了舊日歐洲。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法蘭西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產生了兩大民族國家，卻仍信守基督宗教理念，認為人是上帝的選民，也由此延伸出幾個重要的觀念。例如法國的三色旗分別代表了自由、平等、博愛，都和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自由，是從貴族的領地上自由；平等，是與貴族和教士站在相同地位；博愛，是屬於上帝子民的弟兄之愛，神對每一個人有相同的照顧和期許，因此人必須對神有所回應。

從這裡可以看到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早期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關係，也解釋了為何資本主義起源於西歐。新教倫理不是勤勞樸實，而是對上帝負責。資本主義在新教倫理的基礎上，人們勤勞工作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而是為了回應、證明自己不負上帝所選，將榮耀歸諸於神。同樣，民主制度不只是投票，民主制度代表著神給予每個人獨立自主的權利，這個概念成為民主制度的基礎。

民主的病根：集體不負責任

西方民主制度部份源自希臘城邦，然而希臘並非全民民主，而是奴隸主人才是公民的精英民主。希臘人自古好勇善戰，政治權力掌握在戰士手中，因此希臘的民主模式重利益而輕道德、責任，從此這個病根一直延續至今。從第一波民主化法蘭西革命中的巴黎公社衝突，便可發現民主制度從理念的執行轉變成為暴民政治。近代民主「集體不負責任」的現象，其病根就源於希臘城邦民主。

英國的民主則有所不同，英國民主從國會產生，源自條頓人的民族大會，由一批專業人士代表各群體討論國政，政府由文化精英領導，選舉選理念、選平台（platform）而非選人；代表不同平台的政黨，時常於國會辯論，而不在街上激辯、煽動群眾，因此較少發生暴民政治。

希臘模式產生了法國，條頓模式則產生了英國，結果截然不同。

由於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國從第一到第五共和始終動盪，照搬了法國模式的美國，更是每下愈況，如今大選幾乎成了選美比賽（笑），誰比較漂亮誰就當選。這些制度本身的問題，加上人們投票愈來愈只憑感覺、情緒而不憑理智或自身利益；如今民眾彼此之間不但不討論政見優劣，甚至避免談論政治。知識份子之間也是如此。這是當代民主制度的隱憂。從管理來看，現在的政府管理既不靠專才，也不靠通才，而是分贓式派管，中華民國、美國、法國皆如此，只有英國稍微不同。

拍拍腦袋就可以做官？

英國的政府專才常在國會辯論，執政黨有內閣，反對黨在國會也組成影子內閣，各個部會首長就政策辯論。英國也有系統的培養政府人才，從伊頓公學（英國的貴族學校）中學生教育開始，學習歷史、文學、法律學、經濟學等，訓練完整而根本的知識。伊頓公學畢業後繼續進入牛津和劍橋大學深造，其中牛津的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與劍橋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更是專門培養未來政府官員的重鎮。

學生受完基礎訓練後投入參選，憑藉政黨黨綱、政見，以及個人在國會的政策辯論紀錄建立信譽，而不靠個人魅力。從人才培養到政策辯論，因此英國民主制度才能靠專才治國。烹飪要找廚師，改衣服要找裁縫，為什麼今天治國卻好像只要拍拍腦袋就可以做官？政府分工愈細需要愈多的專才，世界上多數的民主政府都未能做到這點。隨著社會分工愈來愈複雜，文官制度也愈來愈臃腫，無法處理日益複雜的事務。

今天有如一九三○前夕

由於近代國家權力集中的情形愈來愈嚴重，權力的臃腫必將導致崩潰或反彈，因此現在國家的權力正在遞減，各種區域組織也在蠶食國家權力，例如歐洲國家已把大半國家權力讓渡給歐盟。

西方政治制度從啟蒙時代至今，已是窮途末路。經濟層面，資本主義奉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完全的自由競爭，處處伺機掠奪。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正是毫無管制、惡性競爭的苦果。而今天的情況似乎又回到一九三○年代大蕭條前夕。過去，叢林法則曾受國家制約，以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節制資本，但如今卻幾近失控。今日人人投資股票，因管理需要，專業經理人應運而生，專業經理人本來受雇為我們管理股票，但如今我們卻必須反過來仰其鼻息。

正因為到處都是豺狼虎豹似的經理人，明明虧本卻透過販賣資產使帳面翻紅、創造業績，掏空後便拍拍屁股走人，造成資本主義今天再次陷入危機。

二十世紀美國三大企業家：洛克斐勒、福特與卡內基，共通之處是都怕（敬畏）上帝，一生勞碌榮耀上帝，自己卻沒享太多福。卡內基一生勤儉，將大筆的財富捐助成立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分類研究美國高等教育大學的「高等教育委員會」（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賓州卡內基博物館、全蘇格蘭的圖書館，以及世界和平基金會。洛克斐勒則創辦芝加哥大學、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世界許多醫院、大學的研究計劃。福特經營汽車工業，堅持「讓每個工人都買得起車」，而後也創辦福特基金會。他們和今天窮凶惡極、伺機掠奪的資本家非常不同。

上帝死亡，諸神隱退

全球幾個古老文明弱化、宗教式微，現在可說是「上帝死亡、諸神隱退」，眼前空洞一片，發財、慾望趁勢而起。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希臘城邦靠武力征服希臘半島，當年的奧運是比武大會，譬如標槍、鉛球，都是武器。希臘文化講求的是更多、更快、更強、更大，希臘神話中，諸神之間的行為相當混亂，追求武力、美貌、勇敢，永無止盡的求高、求遠、求好。西方人積極進取的精神正源自於此，轉化成為一切政治、經濟行為，目標無止無盡。

而希臘的酒神信仰（Dionysus）以追求快樂為目的，其精神一直存於西方文明，中間曾受基督宗教壓抑，如今宗教衰退後，酒神信仰隨即重現，眾人轉而追求滿足慾望，愈求愈多，奢華的中東杜拜塔就如同現代的巴別塔（《聖經》中人類聯合起來興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當前的危機，關鍵在於人失落了身而為人的價值。只求活得開心，卻不問為何而活。當代正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士培所說，禮壞樂崩的時代，未來的突破與毀滅，都將由人類自己決定。如今人類的遺產都已丟失，我們必須自己去發掘。

我們該從哪裡追溯、找尋起呢？

從猶太教、儒家、佛家、道家、印度教等古文化之中，都有線索可循，我們必須重新發掘、闡釋這些世界精神遺產，以找出新的價值系統安身立命。上週我在中研院的全院評鑑上提議，台灣的學術界升等、考績、算點、算分相當瑣碎，學術人員幾乎喘不過氣。是不是有一年不作考績，讓學者可以放鬆，靜下來反省，讀新書、學新東西，也許就會有所突破。

思想界、學術界有突破，文化界推廣，我們才可能有出路。

台灣不必妄自菲薄，當年一小群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流浪沙漠四十年，受盡千辛萬苦，但這個小游牧民族卻能吸納兩河、埃及與希臘文明，開創自己的文化系統，發展出猶太教，演變出基督宗教、旁支出回教。未來全球將逐漸分為美洲、歐盟以及亞太共同體三大區塊分庭抗禮，而中國一條鞭的政府模式，也將依區域打為三條鞭，東北拉至西安、長三角延伸至四川、珠三角連結到西南地區，新疆、西藏則為資源和戰略要地。劇烈的勢力消長之下，台灣必須串聯香港與新加坡，以人才、資金為基礎，才能站穩腳步。

台灣群龍無首是為「吉」

台灣文化非常豐富，什麼都有卻什麼都沒權威，就像是「群龍無首」。群龍無首並非壞事，在《易經》裡代表的正是「吉」，一旦有「首」了就成了「亢龍有悔」。群龍無首的亂世裡，是好漢就要自己闖出一片天。站在台灣文化不受限制的基礎上，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源，將可綜合、分析出一套獨特的價值系統。這幾年我的思考回到「人」，「人」不必屈服於神、佛、錢或勢。正因生而為人有其特殊意義，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

以「人」為起點，我想我們可以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