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張辟彊之小小商兌〉

 

節錄《史記‧呂后本紀》: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臺、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

※ ※ ※

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 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 ※ ※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趙王 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 ※ ※

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 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

 

以上是呂氏擅權的大致過程,最後以文帝入主關中為結局。此中,筆者想談的是張辟彊說過的話。曾在《史記評林》裡見過幾位前賢責備張辟彊、陳平與周勃,說他們首開呂氏擅權之門。如徐禎卿曰:「書留侯子,惜留侯卒也。而年少不足怪,特丞相竟從之,是可怪耳」,茅坤曰:「子房為呂后劃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其子為呂后劃計將諸呂居南北軍以危劉,可恨」又說:「使平、勃有殉國之忠,豈得動?……按陳平、周勃不以此時極諫,而顧阿諛曲從,迺至釀成其禍。他日雖有安劉之功,僅足以贖今之罪耳,故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上述皆據《史記評林.呂后本紀》,頁163164,天津古籍出版社)

 

然而,這樣的評論是否公允?還得從當日情勢說起,仔細思考一番,才能得出一個結論。孝惠駕崩時,呂后哭而不哀,自有其處境安危之考量。別忘了,之前誅殺幾大功臣時,呂后不只是參一腳而已,只差沒親自拿刀去砍人了。殺功臣外,還有殺趙隱王如意、折磨戚夫人(把人變成廁所的豬)等作為,看在功臣們眼裡,能不心有警惕嗎?

 

再則,當日「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的觀念,普遍存於功臣與同姓諸侯王間(政治意識上,對劉氏仍有利)。且辟彊之建議,不過就是把京師南、北軍指揮權讓給呂產、呂祿,同意呂后大封諸呂為侯、王。不過就是以名分換得一個緩衝空間,也就是讓元老們不至陷入不利處境的窘況。

 

當日,若不依辟彊之謀,周勃、陳平不稍做隱忍、退讓,非要如王陵那般據理力爭的話,恐怕到最後下場會更糟。亦即所有功臣若在封侯、封王及南北軍指揮等幾檔事情上不退讓,以呂后政治手腕之高明,早晚還是會找些理由將他們誅除殆盡。倘不如此,那些功臣們連發動軍隊、鼓舞號召的名分都沒了,還談什麼「安劉」之計呢?另外,將諸呂盡召入長安,當時雖是封侯、封王,好不風光。然呂后一死,豈非成了「盡入甕中而收之」?

 

藉著史書上的記載,可以得知當日以呂氏之盛,最多是僅能掌握關中一帶的禁軍。當日各地劉姓諸侯王及周勃、灌嬰等將領,或有自己的軍隊,或有相當之號召力,呂氏再如何囂張,最多是掌握京師,挾天子以令諸侯。問題是:京師內也不是每個人願意配合他們。

 

是故,呂后之謀,最多也只能達成一個「勉強均勢」的局面,既無法往外擴張,也不讓其他反呂勢力輕易掌控關中。只是,呂后在時,元老大臣與呂后間尚有個人情在,呂后既可以此制衡元老們,元老們也不好輕易動手。可是,一旦呂后歸西後,均勢局面便告失衡了。

 

別忘了,元老們買呂后的帳,可不一定要買呂家晚輩們的帳。因此,呂后才會說出那句「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這時,周勃、陳平的安劉大業終於可以展開,加上劉章、劉興居等諸侯王的協助,終於扭轉了呂氏專權的局面。

 

以此來看當時張辟彊之計,怎能不說此中自有其先見之明呢?面對不利局面,本來就應該審時度勢,因勢而為之。陳平、周勃與王陵都有一個良心要交代,就是遵守與高祖的約定:安定劉氏天下(安劉亦是保家)。只是,在面對呂后的強勢,陳平、周勃願意更有彈性地面對眼前不利局勢,忍得一時忿,留得青山在,儲備實力以俟時機,終究還是能對自己的良心交代的過去,也不怕九泉之下無顏面對高祖。

 

政治上的種種紛爭,誠然不易處理。走筆至此,益加佩服當日的張辟彊,才不過十五歲,便有如此的政治智慧,讓小利,備實力,以待時機轉變,不愧是留侯張良之子啊!當然,王陵之力爭也很重要,至少也代表當時一般觀念上的風向,讓呂后瞭解她不能為所欲為,凡事還是有其限度。王陵也好,陳平、周勃也罷,至少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對良心有個交代。此中,有經常,有權變,但背後大原則是不變的。

 

當然,呂氏之所為,不過就是要保護、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過,以呂后之所為,早已打破呂氏、劉姓諸侯王及功臣元老們的利益平衡關係。就因為呂后太過貪心,想掌握所有的政治利益,惹得眾人怨恨。最終被打上一個「欲發亂關中」的罪名,被剷除到一乾二淨,這又能怨得了誰呢?

 

最後,期以此文向《評林》裡的明代前賢們,提出一個小小商兌。辟彊之計,果真負漢乎?明代士人是否盡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以報君」?違背人情道理者,豈非彼等乎?就呂氏事件而言,此中之緣由脈絡,還請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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