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的沉思

一、前言

兩漢肇建之始，一國之首都，當定於關中，抑或雒陽，何者孰優？這個問題，在筆者心中存在已久，打從國中歷史開始讀到「西漢都關中，東漢都雒陽」後，便有此疑問。近來便試著先由《史記》各篇體例中，先略作一簡單的表述，旨在寫下個人想法，不代表任何學術立場或其他主張。

二、以地形而言

兩漢定都之討論，當先思考秦以什麼優勢定天下？這是當日有遠見之知識份子都曾思考過的問題，其中佼佼者如留侯張良、奉春君婁敬都如是主張。就關中與雒陽而言，兩地差異計有：在其形勢之優劣、在定天下之過程、在上位者為政之德（取天下之過程）。先從形勢來看，〈留侯世家〉說關中是：

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浣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婁敬亦云關中：

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言雒陽，則有當日高祖左右大臣云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洛」；留侯則指出雒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至此，為兩者地形之差異，而其地勢優劣自見。

三、得天下之互異

至於談到漢、周定天下之過程，則更能顯出定都關中之必然。高祖與其群臣皆出自關東地區，定都雒陽自有離家鄉較近之考量（所謂「富貴當歸故鄉」之想法），再加上關東地區文化、經濟在當日已屬高度開發，生活物質條件自是較佳，故所謂「周以數百年而亡」的說法，實是出身關東之功臣的權宜之說耳。在〈周本紀〉裡，周公營建洛邑，是考量到雒陽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故興建以為陪都，方便諸侯進貢。婁敬也指出，周朝是「積德累善十有餘世」，由關中地區興起，長期經營之後，逐步翦滅商朝，而後才興建洛邑。

婁敬指出周朝營建雒陽的重點，其云：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是以西周強盛之際，諸侯群集雒陽進貢、天下臣服，降及幽王衰亂、周室東遷雒陽後，失去都關中時期的國勢，逐漸淪為諸侯侵吞利用之對象。以政治實情而言，東周數百年不過是苟延殘喘、積弱不振，毫無號令天下之實力可言。

故婁敬之主張都關中，其要點有三：

• 一、漢、周取天下之過程不同。
• 二、漢德薄於周，當藉秦故地之形勝以制東方。
• 三、秦雖二世而亡，實為政失人心之故，非形勢之罪；周雖數百而亡，然自平王以降，早已苟延殘喘，任人宰割。若要定都，仍以關中為首選。

四、長期廣正面發展

另外，都關中的優勢，其所在地有外族環繞亦是優點之一，當日關中北接匈奴、西接羌人，又關中是秦之故地，尚武之風頗盛，輔以巴、蜀之人力與物資，確實可攻可守、進退自如。以關東之人居於關西之地，豈能不思戰戰兢兢，戮力於政經之經營（即如吳起所云之「在德不在險」）？觀諸西漢國政，亦常移關東之民以實關中之地，如傅樂成先生所指，以關東之人才、資源充實關西之國防實力與區域開發。

可以說，當日謀臣游士建議漢高祖都關中，除「居高臨下」外，還有「居安思危」之用意在內。都關中，不僅是防備關東情勢之變化，更要使當政者常保警醒之心，因為還有北邊匈奴及西方羌人。另外，就是「族群融合」的優點。筆者以為，正因為關中地近匈奴、西羌和西域各族，定都關中還有族群融合的效益。以今日的美國為例，其文化與科技之強盛，不正因為是廣納各國移民並吸收其長處而有今日之成果？在兩千多年的當日，西漢定都關中，對當時的漢人而言，不等於是開了一扇民族融合的窗口嗎？

職是之故，都關中的另一優點，則是增進區域開發的均衡，還可與週邊民族交流互動，促進國家長期發展之廣正面效益。

五、經濟發展的效益

〈貨殖列傳〉提及關中地區，則說：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ㄅㄛˊ)，僰僮。西近邛(ㄑㄩㄥˊ)笮(ㄗㄜˊ)，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定都關中的另一優點，除了國內經濟發展之外，亦有促進西域的探勘與開發之功效，進而產生絲路貿易。在十七世紀海權時代以前，東西交通著重陸路，是為陸權時代，如絲路的興起，即是一證。也許留侯、婁敬當日主張都關中，並未想到這點，但到了武帝時，國內政治問題已經泰半解決，關東諸侯不足為患。此時，武帝將國防重心轉移至匈奴與周遭外族，除了好大喜功心態之展現外，亦是時勢發展之必然進程。

西域之鑿通與關中的戰略地位關係頗大，武帝為伐匈奴而通西域，因而設立河西四郡，為維護與西域諸國的往來，日後更設都護府於西域，此中種種戰略作為，若無後方大本營關中的支援，亦屬難矣。然而也因為通西域，進而形成絲路貿易。由此亦可見，都關中不僅是帶來國內住民的遷徙交流，在發展對外關係時，更促成國際間民族的融匯與互動，如與西方各國商人、使節，乃至匈奴、羌人之交流。

人性趨利，自古而然，在〈貨殖列傳〉裡，太史公便說：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趨利而往乃人之天性，縱然政治上有重農抑商主張，學術上有獨尊儒術，但人人各有其性，術業自有分別，誠如該傳所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社會發展端賴各行各業互相依存，絕非獨尊某種產業、某種學術而成。

因此，縱然兩漢是經學的時代，明經術以取功名，對士人有極大之引導作用，也在民間有相當的影響。在獨尊儒術的大旗之下，加上一再重申重農抑商主張，如果定都不在關中，沒有外族及各國商業活動之刺激與交流，來活絡當日之中國。時間一久，豈不成了文化上的鎖國？在保守封閉之觀念下，無怪班固在《漢書‧西域列傳》裡云西域諸國是：

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

若說明太祖的大陸政策，造就了明、清兩代的文化與政治鎖國之基本走向與風貌，那麼，其始作俑者不就是東漢之光武帝？

思及此處，不免會想，若東漢繼續定都關中，是否與匈奴及羌人，甚至是西域各國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乃至促成國內的整體提昇？此中亦牽涉到若長此以往，是否資本主義會出現在當日的中國之疑問。筆者非經濟專才，但私以為若能持續定都關中，處在不斷開發關西地區及與西域各國之通商貿易之影響下，先秦法家所重視的「重農」主張，未必能常居於政治主宰地位。畢竟，民間的需求與改革總是先於國家政治，倘若光武帝延續定都關中，說不定有發展資本之可能性。

六、都雒陽之缺失

定都關東之缺陷，不只見於東周。楚漢相爭之際，項羽都彭城亦是一例。雖然在《史記會注考證》裡，有論項羽都彭城之戰略，惲敬說：

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

當然以項羽之角度來看，定都彭城一事，自其優秀之戰略與戰術考量，不止考慮到阻擋劉邦東進，又其分地時將善地分給親信諸將，期望以三秦及諸親信控制各地，層層節制阻擋，互收守望相助之效。然以宏觀角度觀之，則項羽之氣度與策略未免太過狹隘，其策略是全然以人制人，只能收短期之效而非長遠之計，而人心易變豈能盡依賴委任之？更何況，秦以郡縣統一中國，已經讓各地有識之士，看到一個時代的新趨勢。當日項羽逆向而為，縱然羽不殺害義帝，劉邦及各地舊王諸將不反，但其麾下之謀臣策士亦會策動其主君伺機取而代之。

都於關東之雒陽或三川地區，不論何地，終究仍是中原地區，不是文化既高、戰力自弱，便是處於四戰之地，無暇經營休息。政治上之經營，不能只看一時而忽略一世，乃至數十、百年後的大趨勢。光武帝的識見與氣度，與高祖相較，誠然是相差頗遠。或許在當日，因為經歷了長期戰亂，人口大減而暫時緩和西漢晚期與王莽時代以來的土地兼併與社會衝突，但隋著長期安定，伴隨而來的人口大量成長，土地兼併所帶來的社會衝突，必定再次產生。

定都雒陽，使執政者的視界狹隘，忽略應當著眼的關鍵處。武帝時期，漢朝之對外發展，即是國內各方面皆已達飽和，已有對外發展以求舒緩的壓力。雖然武帝之伐匈奴，造成國力極大耗損，但昭、宣二帝一方面既能恢復與民休息，一方面持續保持與西域諸國的來往，不但再次使國力恢復，也締造西漢兩百多年內的二次盛世，如此的成果與都關中不能說全無關係。

反觀東漢，在光武、明帝、章帝之後，國政飽受外戚與宦官之干擾，雖有伐匈奴之功，但仍不足以與西漢之氣勢相比。東漢政府對西域之經營，可謂全賴班超一人。班超之後，竟然無人能繼續經營，隨著雒陽局勢日漸衰落，最後將西域與關中、關西地區讓與他人，最後終至於受人宰制（如董卓以涼州兵攻入雒陽），豈不哀哉？

雒陽雖不適合定都，但〈貨殖列傳〉說「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其位居天下之中，可為國內之商業中心（猶如今日美國的紐約），故雒陽不適合作為政治的中心。因此，雒陽乃至關東地區，在當日陸權時代而言，實不適合作為定都之地，觀諸東周、項羽、東漢之例證，便可知之。

南北朝後，隋、唐定都長安，不僅是憑藉關中形勢之考量，絲路貿易所帶來的利益、與西域諸國的貿易來往，當是其所考量之重點。在陸權興盛時代，定都關中、掌握絲路貿易，實有其政治、經濟與國防上的長遠考量，唐朝之興盛，不僅是承接時代趨勢使然，亦是充分掌握關中地區的種種優點，故其二百九十年中有貞觀、開元兩個盛世，亦屬當然。

七、小結

大致而言，定都關中的優勢，有國防上的搤亢拊背，有經濟上的四方輻湊，有民族文化間的交流融合，還有國內整體的均衡發展，對百姓及國家而言，都有長期的廣正面發展之功效，誠然有其地緣優勢。是故，一國定都何處，誠然不可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