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只看眼前利益的人,看似什麼細節都注意到了,就是沒想到以後的長遠演變;凡事眼光長遠的人,看似忽略細微枝節,卻能抓住以後的大方向。兩者之中,能活到最後者,是後者而非前者;能開創大格局、新氣象者,也是後者而非前者。細微枝節的注意可以靠後天訓練而得,但眼光長遠、心胸寬大卻是人格素養,一切在心而非在外。讀完〈商君列傳〉後,筆者心中竟然蕩起這股聲響,久之而不去。

 

        關於網友提到的商鞅變法,筆者提出如下之回復:法家在戰國學術中,屬於現實功利主義者。他們抓準當時各國國君急於變法圖強以增進自身財富、權勢的心態,與上位者站在一起,以改革法律、清除政敵等方式,排除國君掌控權力的阻礙,使君王的權力深入民間每個角落。可以說,法家思想的盛行對促成國家中央集權型態的產生,起了莫大的助力。

 

         商鞅變法成功,除了秦國本身政治、文化包袱小,加上秦孝公全力支持,所以取得空前的成果。然而,如此的改革,真的是件好事嗎?筆者以為恐怕不然,否則太史公在〈商君列傳〉中,何以要加入趙良的話呢?

 

        趙良舉五羖大夫之德與商鞅之術做對比,其言五羖「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故五羖死而秦民哀。言商鞅,則說其「失人者崩」、「恃力者亡」,並列舉數事以為證明,其傳云: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臣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以商鞅之個性,從他那句「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一語,可知他也清楚自己推銷的法家治術是有問題的,既然要走上這條絕路,得有必死的心理準備。到後來變法成功時,他難以放下眼前到手的功名利益,兼以所處情勢亦使他害怕改變,乾脆自我欺騙、不願面對現實,自是不能聽趙良之勸(跟吳起、李斯是不是很像)。後來商鞅為法自弊、亡於秦惠王之手,實非蒙冤,乃死有餘辜。無怪乎太史公要評鞅「天資刻薄人也」,說他「少恩矣」,實是正評,毋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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